[書]耶魯最受歡迎的金融通識課
陳志武，"耶魯最受歡迎的金融通識課：你要的財富與自由就從這裡開始"，今周刊，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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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志武，"耶魯最受歡迎的金融通識課：你要的財富與自由就從這裡開始"，今周刊，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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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關注人類生活中的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等環節。面對不同的選擇，理性的人會評估成本和收益做出最好的選擇，如朋友間的請客行為。
在沒有貨幣的社會中，人會被當成財富的載體，如非洲部落以妻子做交換。
從清朝的婢女、家奴與妻妾買賣的歷史，可看到如果沒有金融市場，人(特別是婦女)會被當作保險資產、投資資產來使用。因此金融的社會價值對普通人，特別是女性的解放非常重要。
清朝戰爭的開支來源：平時累積的財富、賣官、協餉制度。
中國從齊王借款打仗賴帳之後，就無法靠借貸解決戰爭問題。不僅使金融市場難以發展，還使處於財政問題下的王朝難以生存。
左宗棠透過胡雪巖融資「華洋借款」平定19世紀西北回民起義與收復新疆，開啟了金融為戰爭融資的先河。
貨幣是人類最早、最基本、最普遍的金融品項，是跨越時間的價值載體，是貨幣使用人與發行方間的跨期交易，是貨幣發行方做的跨期價值承諾。
金融的本質是跨期價值交換，所有跨期互換的活動都是金融，且都是金融所要解決的問題。
借貸、股價、保險和其它金融商品是交易雙方的跨期價值互換，這是我們理解金融的好處和壞處的起點，也是金融區別於一般商品交易的原因與關鍵。
人類可以無限制的創造新的金融品貢，但並非都能執行，取決於當下的科技可行性。
因此金融的基礎為「信任」。
跨期價值交換是人類社會的自然需要，古代也有這些需要，但沒有支持跨期交易的信任基礎設施。因此社會發展出自已的文化體系，以降低跨期交換的違約機率，降低交易成本。
儒家的「三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將社會依名分等級結構化，「五常」(仁義禮智信)是違繞「三綱」建立的行為規模。三綱五常讓養兒防老(降低後輩不孝的違約機率)變的可行。
在沒有金融的市場，只能靠壓抑個人自由達到跨期風險交易的目的，生存比自由更重要。但是有了金融市場後，這種文化體系就受到嚴重的挑戰。
貞節是養兒防老體系的衍生規範，因為跨期交易對信任的要求太高，時間越長違約機率越高，因此需要防止對方逃跑。由於血緣關系是天生的，只要兒子是親生的，就跑不掉了，再加上三綱五常的限制就更穩定。
貞節之所以針對婦女，是因為只有女性會生子，她的忠貞很重要(保證兒子是親生的)，為儒家體系的基礎。
古代的習慣與規範，在金融市場的建立與社會結構的變化後，在今日就沒有那麼絕對。
血緣是天生、不可變的，是人與人跨期價值交換所需要的，為養兒防老體系的信用基礎。
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可以跳脫血緣至上的傳統價值觀。
在儒家學說中，「禮」是名分等級秩序的基礎，如果社會普遍不守禮，秩序就不存在，養兒防老的體系沒有執行的基礎。
從東漢趙娥到晚清的禮法之爭，都是以禮大於法結案，道理就是中國需要這個理念安身立命。
到了現代金融市場發達後，養兒防老不再是唯一依賴，以平等為基礎的法制越來越強。
儒家是養兒防老的文化體系，在南宋之前一直面對來自佛教的挑戰，因為它是以口頭和書面傳述為主，缺乏物理載體和儀式。
宗祠、家譜、祭祖儀式使得儒家體系實體化，朱熹這些創新促進宗族的發展，使得養兒防老的跨期交變得更加可靠。
儒家體系對個人的約束非常多，也壓制社會活力。龔啟聖等人的研究發現，在清朝期間，山東受儒家文化影響較深的縣，即使在災荒時間，農民暴動的頻率也偏低，這說明了儒家文化對社會穩定的功效。
宗族就像一個內部金融市場，促進族內成員間的跨期保障和互助，儒家文化就是強化這種交換的可靠性，以提高交易安全。
宗族不只是一群人的相互認親，更有豐富的社會功能，如繳納國稅、為宗族的活動提供經費，贍族周濟，助學等。其本質都是透過經濟功能來支持社會功能。
在沒有金融市場的傳統社會中，婚姻是親族間的事，而非年輕男女間的事。家族間每個人的跨期利益都在裡面，因此古代由父母包辦婚姻，婚姻只看雙方家族的條件和能力等外在指標。
中國傳統婚姻和家的定位，包括三方面：
透過婚姻組成生產單位的家。
家作為互相分散風險的體系。
婚姻和家是情感交流的共同體。
市場的發展使得前兩項功能逐漸被市場取代，同時感情的成份上升。
在金融市場欠缺背景下，女兒婚姻被用來建立跨地區的風險分散體系，能更好的對沖風險。因此女兒沒有自由選擇的能力。
如果有多個女兒，父母會將她們嫁到不同方向，往遠處嫁，用以規避風險(災害)，且兩家的財富水準需門當互對，否則是不穩定的交易。
傳統社會對兒女做不同安排，而不是由子女自由選擇，目的是讓全家未來的整體風險降到最低。
儒家養兒防老體系以男性血親為主軸，男性是整個體系的主人，所以在面對危機時，主人不會把自已賣掉，但可以賣掉作為附屬品的妻女。
因此賣丈夫、賣兒子是極不穩定的交易，交易成本太高，但是賣妻妾的不確定性就降低很多。
不確定性可能是事物往好的方向發展，也可能是往差的方向發展，總之是不可預測的部份，也就是所謂的風險。
經濟學以「效用」表示量化後的幸福感指標，效能的高低也是人類做出決策的唯一依據，其它的指標都可以轉換為效用來度量。
隨著個人財富的增加，每單位財富增加為個人帶來的幸福感逐漸減少，或者說財富帶來的「邊際效用」遞減。
保險是和跨期保障相關性最高的一種金融工具。
保險等金融商品是十九世紀洋務運動時傳入中國。當時儒家體系和保險互斥。
保險通常和中國避談「不吉利」話題文化衝突，可是如果不談這些潛在的不幸事件，保險產品就無法銷售且難以發展。
萬能險(可任意支付保費、及調整保險給付金額的人壽保險)等複合壽險產品的成功，說明在面對文化障礙時，還是可以透過淡化保險產品對不幸事件的依賴的，來改變產品的可銷售性。
保險產品的價值是避險，帶來的是安心，所以預期報酬可以為負數。好風險可以用來對沖壞風險，其溢價為負。
黃金一般看成穩定的價值載體，不受經濟活動，社會動盪的影響，也不因國情而不同。所以黃金價格通常與投資市場成負相關。因此黃金是半保險產品，預期報酬偏低甚至可能是負報酬。
一項金融產品的報酬和投資人自身風險的相關度越低，其避險價值越高，所要求的報酬會越低。壞風險對應高的報酬，好風險對討低報酬，甚至負報酬。
發薪日貸款等高利貸金融，有其特殊需求和社會意義。許多中低收入階層是一般銀行、金融機構不會服務的對象，他們的信用一般很差。唯一願意提供他們服務的是高利貸機構。
如果禁止這些高利貸機構，會把中低收入做好人的路堵住，一但發生意外時，這些人會被逼人絕路、走向犯罪。
傳統中國社會中，沒有金融市場，因此碰到蓋房、生子、婚嫁等大額開支時，親友都會送禮，減輕短期大額開技帶來的生活壓力。
「禮尚往來」的規則是：今後必須還禮，而且是超出當初禮物價值的一定比例金額還禮。所以禮尚往來可以解釋為跨期融資、跨期投資，親友圈等於一個內部的金融市場。
隨著現代金融的發達，人們向親友融資的依賴度在減少，特別是人口流動增加後，作為重複融資體系的親友圈，所需要的信任基礎在瓦解。
體制改革要妥善處理既得利益團體的利益訴守，否則將面臨極大挑戰。這也是歷史上體制變革鮮少成功的重要原因。
透過贖買既得利益者手中的特權，同時將其轉化為經濟發展所莖要的資本和動力，是日本明治維新能夠成功的關鍵金融創新。
傳統社會金融市場不發達，金融產品不豐富，人們只好盡可能存錢以備不時之需，同時減少消費，因此也會貶低甚至打擊借錢花用的行為。
年輕人借錢花用不是壞事，只要是用於投資即可。青年時期是一生中收入最少，但最需要花錢的時候，到年長時收入達到最高，而支出需求又是最低。
這種收入和支出之間的年齡矛盾，不僅降低個人的幸福感，且抑制每個人的事業發展潛力，金融市場正好可以解決這種矛盾。
由於缺乏金融市場，所以親友為年輕人出資為常見現象，因此也帶來扯不完的親屬關係與矛盾。更糟糕的是，可能培養出伸手牌的壞習慣，這種傳統太久，即使今日有了金融市場，也無法在短時間內改變人們的習慣。
如果讓年輕人借錢化，雖然沒人喜歡還款壓力，但是可以激發年輕人奮發向上的精神。美國的社會發展也證明，借貸消費培養出個人財務紀律與自食其力的精神。
未來是不確定的，所以借貸有時發生違約很正常，而歷史上對於借貸的道德指責，往往基於少數人的故事。
如果一個人過度借貸消費，這位不理智的消費者應該承擔主要責任，而不能把責任歸到貸方。
把消費與投資、消費和生產對立是不恰當的。消費也是投資，關鍵在於是否把人力資本視為資產。
在今日經濟環境中，人力資本是最重要的資產。
借可以幫助借方緩解短期開支壓力帶來的負面影響，提升借款人的主觀好處或是主觀效用。所以利率就是這種主觀效用增值的表現，是合理的存在。
整個經濟體中，對資金存在各種競爭性需求，包括政府、企業、家庭、個人等，這些不同的資金需求方願意出的資金價格各異。競爭性決定利率水準，利率也由此而定。
經濟大好時，大家都想借錢擴大投資，因此利率會走高。而經濟過冷時，資金沒人要，利率會走低。
中國從周朝開始，歷代皇帝都試過管制借貸利率，目的是打擊高利貸。雖然這些基於道德的努力持續到今日，但高利貸的問題還是沒有解決，因為單方面的限制利率，只是治標而已。
為了治本，必須從資金的供給面下來。從中國各省利率與跨國研究的結果來看，商業文化發達，契約精神可靠，社會秩序優良的地方，放貸資金的供給就多，作為資金的利率就低。
治理高利貸的辦法是開放並鼓勵民間金融，政府需要透過法治保護放貸人的權益，鼓勵更多人加入放貸的行列，而不是把高利貸打入地下。
打擊高利貸只會使借貸資金供給短缺，利率不跌反而上漲。
人性善良面決定社會往往同情、偏袒借債方。在金融市場不發達的背景下，道義文化在借貸關係中一直是主角，道義一直在借債方這邊。
從清朝借貸命案樣本中研究分析發現，道義原則使放貸人不敢收利息，因為收利息會大大增加貸方的暴力風險：利息越高，發生債務暴力時被打死的越有可能是貸方。因此就迫使貸金要求更高的利息回報，以抵消自已的生命風險。
道義文化阻礙金融市場的發展，這也是為什麼利率管制始終無法解決高利貸問題。最終的辦法在於從保護放貸人的角度降底契約風險，讓資金的供給的通道順暢。
由於選舉需要，印度總理莫迪和其陣營為農民大舉免債。由於印度收入分配結構中，低收入階層，特別是農民族群佔比很高，民主選舉使政府更傾向於選擇左傾民粹經濟政策，而不是親市場的經濟政策。
雖然免債可以帶來立竿見影的救濟效果，但是道德風險也很高。有錢的人也會選擇不還債，結果是金融機構不願意再放貸給農民，最終害了農民。
免債、減債的道義制高點和民粹政治價值顯而易見。但印度的免債政策告訴我們，除非政策重點從借方轉移到保護貸方權利的制度上，否則民間借貸市場難以走出高利貸的陷阱。
民間金融既能解決創業、就業問題，又可以解決養老和其它社會問題。
只要能開放民間金融，保護民間借貸權利，金融就不會是富人俱樂部。
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民間借貸絕大多數是普通人借給普通人，而不是富人借給窮人。金融不是富人專屬的剝削工具，而是普通人達到互助，進行跨期交換的工具。
如1943年美國紐約進行房租管制，設定租金上限，結果低收入戶日子變的更難過。政府要尊重市場規律，才能充分發揮市場分配資源的作用，提高整體經濟的運作效率。
國家調動資源是基於壟斷的強制力，家族是基於血緣親情帶來的跨期信任，而教會調動資源的能力是基於共同信仰。
公司作為人造的商業組織，基於利益把眾人聚集在一起，正因為公司目的的單純性，因此對社會資源的組織力更強。
在英、法的殖民歷史中，主角是公司而非國家。自工業革命和全球化以來，公司的組織力持續上升，逐步超越個人、家族、教會，向國家力量前進。
今日公司富可敵國，影響力超越國家，原因之一是公司可以跨國家投資經營，而國家不能。
但在一個國家境內，公司力量便不如國家，投資者應了解公司背後的驅動力，掌握決定公司競爭力的要素。
網路公司的發展，其產出與成本投入之間，幾乎沒太大關係。每一塊錢收入所付出的額外成本，也就是邊際成本，幾乎為零。
產出與投入間的關係是線性、非線性、還是根本沒有太大關係，是投資者院所公司獲利前景的重要視角。零邊際成本是最高境界。
許多網路公司、金融公司、軟體公司都具備產出與投入之間關係很弱的特色，而農業、製造業、餐飲業等傳統產業則不然。
一般而言，越是接近零邊際成本的公司，待遇成長空間越大。
現代公司之所以力量強大，是因為有限責任保隱。公司作為法人在人格上獨立於創始人和股東。公司股權具有自由交易的流動性。現代公司的第一原則是「股權說了算」。
公司可以廣泛的聘用最合適的職業經理人，於是雖然創始人和股東的生命有限，但公司的生命可以無限，讓公司比傳統企業更能夠實現百年老店的目標。
現代公司是一堆法律契約的組合體，所以公司完全是人造的商業組織，是靠法律建構的利益關係組合體。也正因為這一點，發展現代公司不容易。
公司相較於市場的優勢在於降低了內部的交易成本。雖然招募員工需要考慮薪資與福利事項，但員工到職後，上級的指令做為行為準則，可有效的降低成本。而員工隨意跳槽會造成公司的損失，因此雙方間的信任相當重要。
在信任度越高的社會，企業的規模會越大。而知識型的產業，人力資本佔公司總資產比重越高，人材轉移造成的損失會越大。
近代歷史上，中國的百年老店比國外少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在高度人治社會中，家裡必須有人當高官，否則無法保障企業的產權和契約利益的安全。各種委託代理關系和契約關係不好應對，企業做不大且做不久。
儒家對於商業的排斥，也使得商業組織難以走上獨立的正大光明之路。所以商業組織在中國難以成本可與官權、家族力量比較的第三方勢力。
如果現代公司和其所需要的足夠獨立的法治環境不能建立好，民營公司的長久持續能力就要打折扣，這會降低公司的長期投資價值。
在缺乏法治的傳統社會中，聯姻是僅次於血緣的家族擴張發展手段。直到今日的亞洲(如泰國、韓國)仍是如此。主要是在缺乏法治下，跨期信任挑戰只能靠血緣、親緣這種不變關係來緩和。
十九世紀洋務運動期間，為了實現強國夢，引進現代的股份有限公司制度，包含股票交易。但是在第一間洋務公司輪船招商局成立後，十餘年即發生股災，才發現現代公司在中國水土不服。
由於現代公司是一堆法律契約的組合體，而傳統的儒家社會又不給中立的非人情法治體系發展的空間。所以在缺乏中立法治的中國社會，現在公司水土不服是常態。
要改變企業富不過三代的命運，發展法治、專業經理人市場和活躍的股權市場是唯一的出路。
amazon以不擔心虧損、燒錢為發展策略(類似三星發展Dram)產業，目的是將市場占有率即大化，把競爭對手都趕跑。
早期大多數投資人都認為amazon活不久，二十多年下來，公司市場非常高，成長約700倍。
為了在長久虧損下也能存活，amazon先靠股權融資(增資)，充分利用當初高估的股價。在網路泡沫破滅幾舞年後，改為靠債務融資(發公司債)，特別是在低利率環境下，這種做法更有利。在2015進入新牛市後，又改為股權融資，此種方式在目前市場中廣泛的被採用。
公司管理層一般不喜歡債務融資(有期限)，而更喜歡股權融資(沒有期限)。債務融資不管公司經營好壞，每年都必須償還利息。而股票融資是永久的，公司如果沒有盈利就不分紅，即使盈利也不一定要分紅。
投資者的角度則相反，在外部股東難以監督公司決策下，投資者比較喜歡債權，因為債權人的利益優先於股權，同時債權投資者每年有固定的利益報酬，比股權收入更好預測。但是債權的收益有明確上限，如果公司大賺，股權投資者的收益理論上是無限的。
公司融資的手段，除了在股權和債券間組合外，也可運用長期債和短期債優化股東利益。原則是：那種融手段費用最便宜，只要可行就用之。
債券期限越高，給公司帶來的短期還款付息壓力就越小，這種資本也越像股權。所以公司喜歡長期債。對於投資人而言，長期債風險更高，利率報酬率也必須更高。
永續債沒有到期日，理論上可永遠存在。實際上發行公司有贖回權，如果發行公司決定不贖回，利率每隔一段時間就必須上調，發行公司也有權決定是現在付息還是延後付息。
上市並不是每個公司的最佳選擇。
上市與否，企業要自已做選擇，上市會增加公司股權的流動性，讓股東易於變現，也可以改變司未來的長久發展。
一但上市，公司就類似有了貨幣(股票)發行權，公司可以跟據自已的戰略需要，增發股票收購其它公司，強化自已的競爭能力。
敲鐘是上市過程的終點，但不是上市成功的象徵。上市是否成功取決於之後漫長的市場溝通和市值管理，特別不要在上市之前創造業績高點。
敲鐘之後，最糟糕的做法是平時在股市上不露面，等需再融資時才出現。這樣的話，股票交易量會少，估值也偏低。最好的做法是經常和市場溝通，讓投資人和分析師知道你公司的戰略思考、規劃和進展。
媒體曝光越多，產品廣告越多，公司的市值估值也會越高。這些方法能降低投資人和公司間的資訊不對稱，強化股市投資人對公司的信心。
由於證券監管，上市機會稀缺，而且新公司上市申請過程長，結果又十分不確定，這讓已上市公司的殼變得珍貴，演變出借殼上市的方法。
透過挑選價格低，成長前景差，債務輕的夕陽上市公司，先獲得對它的控股權，控制這個殼，然後將沒有上市公司的其它資產注入，改變公司的名字，此以完成借殼上市。
由於過去不少公司是為了上市而上市，這些公司也只有殼是值錢的，也為借殼上市提供機會。也可考慮境外借殼上市。
世界上的股票交易所多，沒有一定要在那邊上市，公司選擇適合的上市地很重要(如趨勢科技選日本上市, gogoro選美國上市)。
選擇原則是：那裡聚集了熟悉公司產品和服務的人，就到那邊上市，讓能理解的人買你公司的股票。所以沒有海外銷售業務的公司不移在海外上市，沒有國外知名度的公司更適合在本國上市。儘量考慮到文化，語言和制度都相近的國家上市。
狹義的上市指IPO，指企業透過首次向大眾發行股票，以募集用於企業資金的過程。
上市後，公司能夠借助資本市場的力量，獲得低成本融資，進一步促進公司的發展。但企業上市的負作用就是必須對公眾發佈財報，可能會過早暴露公司的發展戰略；舊股東的股權可能被稀釋；被第三方收購的風險同樣會提高。
如果獲得資本的成本極低，大家都會追求規模，讓自已公司發展成世界第一。反過來如果金融市的內在本質導致良幣驅除劣幣，那透過提高融資成本和融資約束，盲目擴張的衝動將會受到抑制。
投資人要注意公司管理層的擴張衝動。對股權非常分散的公司來說，資本對高管幾乎無約束力，因此高管很有可能為了私利，會喜歡盲目擴張。
在成長與競爭壓力下，多元化擴張是合理的，但從國際評等公司的反映可看出，多元化發展是有代價的，每增加一種業務板塊，就多一項風險。
2008年金融危機間，美國公司能夠應付的主因之一，是它們專業化集中度高，不是什麼都做，讓它們手中有很多現金。
金融危機時間現金為王，而專業化公司的平均現金占比最高，所以公司主業集中度最高的美國，比其它已開發國家能更快度過危機。
隨替80年代槓桿購併基金的興起，國公司更能感受到外界併購的壓力，這不僅逆轉早期多元化發展的趨勢，而且透過這些基本收購那些過度多元化的公司並將其拆分剝離，讓美國公司開始走向高度專業化，專注主業的發展模式。
從日本的經歷來看，越是專業主業的公司，在海外發展的越好。而什麼都做的多元化公司則不然，它們的資源力度過於分攤，競爭力自然降低。
邵氏採用好萊塢大片場制度，實施垂直整合，從培養明星到電影製作再到電影發行、放映，什麼都自已做。也嚴格控制成本，與旗下演員簽訂雇傭合約，穩定片酬，注重商業效率，採取以量取勝的策略。且很早就進軍電視業。
嘉禾以外包製作為主，引入分紅制、明星制，所以每個年代都能網羅到獨當一面的巨星。但明星制讓演員的影響力很大，利潤也有很大一部份分給藝人。因此公司獲利有限。
這兩種模式都值得研究，策略不同，結果各異。
原物件供貨不確性越大，價格風險高，品質保障不可靠的產業，產業鏈接的越長就越能保證生產的連續性，利潤也會更穩定。同時這些產業的公司邊界就會越寬。
在外部契約執行的可靠度低的社會中，多元化經營的價值更大。集團公司為了防範外部風險，產業鏈就會拉長，公司經營的邊界變寬，把更多業務納入集團內部來做。
中國安邦保險(2004)以人民幣5億資本起家。它透過大量發售萬能險保險理財產品，迅速吸收資金，用於舉牌收購指標型房地產和旗艦公司。
投資資金絕大部份不是安邦自有資金，而是保費資金。安邦以少量資本，透過保險帶來的高槓桿，控制上兆資產。安邦的槓桿遠高於傳統保險公司，與巴菲特手法類似。
這種策略也帶來較高的利差損失、流動性風險，因此也有較高的監管風險。
在通用和福特公司的早期競爭中，福特因為汽車生產技術上的優勢，在1926年之前是龍頭，但由於在1916年福特拒絕利用貸款售車，而通用積極使用先買後付貸款促銷，讓通用汽車從1926年開始逐漸超過福特。
多數製造業都會面臨產能過剩挑戰，此時金融一方面可以把部份未來需求轉移至今日，另一飛面也擴大產業的潛在規模，加速發展。
在創業初期，資本很珍貴，每一塊錢都要花在對未來主業收入有正面貢獻的事情上。
如旅館業，可考慮租旅館，然後專注在經營本業上，減輕資產。
只要把握好輕資產的邏輯，不管是石油、礦業還是製造業，都可以找到隨合自已公司的策略。
沃爾瑪的規模制勝戰個在於把零售客戶規模發展到巨量，然後以規模訂單壓低進貨價。
在資本市場支援下，沃爾瑪的創造性破壞，重塑了美國和其它各地的零售業。
網路的興起，帶來了新的機會，amazon也是使用相同的規模制勝戰略。
矽谷不足是許多高科技公司的發源地，也是新型企業文化和金融型態的起源地。強調員工福利的企業文化，也是一種商業模式。
在工業革命時期，硬體資本、產業資本是主力，人力資本的價值不突出。當時生產的價值完全可以用計件制衡量。所以員工的福利支出越多，除了增加企業成本之外，並不能增加額外營收，只會降低公司利潤。
經濟從簡單製造業轉為一般創造時，企業文化也表示重視員工福利和感受。對於服務業，特別是創新為主的高科技產業，人力資本和品牌聲譽資本是主力，加上員工貢獻不再能以計件制測量，員工福利就變的十分重要。
研究顯示，員工越是喜歡自已的公司，自已的職業，公司未來的股價表現就越好，投資人應了解這一點。
投資的祕訣，正是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機會，做出比市場上大多數人更準確的判斷，本質上是一種評估的能力。
每個人的經濟狀況各異，面對的金融需求也不同。
風險和收益可以度量各類金融產品。風險越高，預期收願應該也越高，如果實際情形相反，可能是詐騙或是金融市場存在扭曲。
貨幣的名目收益率為零，領行儲蓄名目收益率會高一點，因為其風𠗷也大一點，以此類推。投資絕對不能只談收後不談風險。
一般中國家庭的房產投資占比達到68%，而金融資產不到12%。這些財富配置不僅過顧集中房地產，風險集中度歹高，而且流動性很低。
銀行產品和債券投資都是債權，都是為了保值而存在，而真正創造財富的是股權類投資。投資組合中股性越重，長期勝出的機率就越高，當然風險也會越高。
藝術品投資的報酬率接近績優股，報酬波動率也相似。且與股票市場，債券市場的相關性很低，是一種好的分散風險工具。
在人治的清朝時代，精英家庭並非把財富都投入去田地房產中，而是財富越多，田房投資占比越低，古董玉瓷等藝術品，金融資產的占比就越高。之所以如此，除了財不露白的原則外，也更於攜帶流動，規避抄家風險，是藝術品投資的非經濟性價值。
本益比是投資人對公司未來表現的一種期望。市場對公司未來看好，本益比就高，反之亦然。當然預期越高的公司，一但前景不佳，股價也會重挫。
理論上，未來利潤成長前景看好，或是分紅比越高，本益比就會越高。利率高的時期，合理的股票本益比就會低，而利率低的時期，股票本益比通常會高。
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公司，往往傾向留下更多的現金，而不是透過分紅給股東。留下的現金越多，公司管理層掌握的資源就越多，對個人更有利，但對公司不一定有利。
價值投資的第一步是找到價值的評估標準，對公司未來的每年預期現金流進行貼現並加總計算，是常用的方法之一。但是現金流貼現需要對未來現金流進行預測，相當固難，所以一般人喜歡用本益比這種簡單的方法。
清算價值是許算公司真實價值的簡單方法，不必考慮公司未來收入和現金流，是站在現在的時間點看公司資產多少。但這種方法只適用於資源性公司、傳統產業公司與重資產公司，對新興產業不適用。
因為交易成本和企業屬性的限制，只有在股價低於清算價值非常多時，才會划算，但股價回歸價值的過程可能也比較漫長。
巴菲特的原則：公司價值必須合適或低估，有持久的競爭優勢，公司的業務是他能夠理解，且公司的管理層不是缺錢的人，而是有熱情的人。
跟風炒股相當熱門，但是交易費用相當高，且會影響市場的價格秩序。
申萬指數(每週交易頻率最高的前100家公司，每家給1%權重，每週更換)從1999年到2017年大幅虧損99%。
流動性高低決定了一檔股票的三個要素：投資者進出買賣的進度、交易量和交易成本，這種因素部份決定了股票對於投資人的吸引力、股價和長期報酬率。
指數反映的理論業績，沒有考慮到實際交易成本，不是投資人可以真實得到的報酬。
在考慮到流動性帶來的整體交易成本後，低價股的長期報酬率可能還不如大盤指數。
研究顯示，男性更為好動，交易更頻繁，支付的交易成本更高，業績也更差。原因之一可能是男性過於自信。
不管性別，盲目的投資行為很普遍。其實股價走勢不取決於個人的心理狀態或實際需要，長期而言還是基本面為主。
資本市場中充滿了非理性投資人和非理性行為。而不從非理性行為學到教訓的人，最終敗北的機率相當高。只要有足夠多的理性投資人，理性在市場上還是佔上風。
美國中產階級的財富主要是在房地產，且有較高的房貸槓桿。而富有家庭的房產占比較低，而是投資更多的金融資產。因此在2008年金融危機時，富有家庭受到的衝擊較小，反而還增加，而中產階級的衝擊相當大。
金融危機導致中產階級消失，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美國聯準會的QE政策，干預反而提高了債券等金融資產的價值，讓持有大量金融資產的富有家庭受益，但沒有惠及到中低階層。政策干預不僅影響到經濟，還改變了社會階層的利益分配。
一般消費品(肉品、蔬果)的價格主要取決於當下的供需關係，受未來預期的的影響有限。但房地產和其它投資市場不同，受未來預期的影響非常大。對未來房價預期樂觀時，買房需求和房價會立即上升，反之亦然。
房地產調控要記註上述的原理。調控一方面降低了供給，另一方面也穩定了房價，不讓價格下跌，讓人們對於未來房價的樂觀預期不斷強化，導致買房需求不斷上升。只要房價被調控不跌，買房需求就不會停止。若尊重市場規律的話，該跌的時候應放手。
管制的房價會帶來很多的扭曲，泡沫也比一般情況更大。
1998年中國住房市場改革，讓房子可以私有，也能自由交易。這就讓房子有資產或投資品屬性，家讓家庭有了財富。
投資、投機買房對社會的貢獻有兩點：
幫助把今天過剩的供給轉移到未來供不應求時
把未來的漲價提前一些到今天，讓今天的房價漲一點，未來的房價少漲一點，降低房價的跨期波動。
投資、投機買房不僅增加出租市場的供給，也能提升房產市場的流動性，讓更多家庭能更放心買房。流動越高，社會的房地產財富就越高。提升房地產流動性就是提升社會財富，反之會毀掉社會財富。
中國歷史上大多使用金融貨幣，這些貨幣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發行權，因為各地和政府都可以鑄造。所以貨幣發行權在古代不是集合在政府手上，而是由民由自由競爭，達到良幣驅除劣幣的效果。
但複雜的貨幣系統使市場交易變的困難，因此帶來了貨幣兌換的需求，錢莊因此而產生。錢莊為社會提供兌幣服務，附低市場交易成本，也促進市場發展。
絲綢之路的貿易產生了山西票號，長途貿易的需求是票號興起的主要原因。票號提供了方便的匯兌服務，在交易中充當可信賴的第三方，後來也為部分客戶提供貸款和存款服務。
在現在跨區市場體系建立之前，不同地區商人的信用網路還沒建立，異地金融交易相當困難。「同鄉」特別是做官的同鄉，成為跨地區發展業務商人的最好選擇。山西票號在全國的擴張通常受益於山西出身的官員的幫助。
山西票號衰落的原因之一，是和清朝政府關系太深，導致政府垮台後，票號也隨之衰落。由於太平天國期間，票號得到了匯兌政府稅務的業務，讓票號收入太好，因此失去了適合新的環境的動力。
票號沒有抓住鴉片戰爭後興起的國際貿易機會，反而被外國銀行和錢莊拿走，因此更難以轉型。
因此如同其它產業一般，金融業也必須隨時代進步。
銀行是舶來品，在鴨片戰爭之後進入中國，1845年麗如銀行在上海設定分行，是中國出現的第一家現代銀行。直到1930年初，以匯豐銀行為代表的外資銀行一直在中國銀行中占據主角地位整個金融體系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中國第一家自辦銀行是1897年成立的中國通商銀行，由盛宣懷創辦。此後，戶部銀行、交通銀行相繼成立，後來才開始出現民營銀行。辛亥革命後，銀行大量設立，到了1936年。中國本土銀行達到164家，其中4家是國有銀行，其餘是民營銀行。
直接融資是指出資人和用資人之間直接進行的融資安排，即使有金融機構在雙方間發揮作用，只要風險後果是由出資人直接承擔，就算直接投資。
如果出資人把資金透過銀行，由銀行再投向用資人，且風險後果由銀行承擔的融資交易，就稱為間接融資。
在世界各國，企業外部資多半是間接融資，以銀行等金融仲介所發放的貸款為主。間接融資如此重要，是因為銀行等金融仲介能夠利用規模經濟降低交易成本，分攤風險，減少資訊不對稱的結果。
金融仲介機構協助提高經濟效益，因為它們協助把資金從儲蓄者手中配置到好的投資項目或家庭。如果沒有運行良好的金融仲介機構，社會中很多剩館時餘資金就沒地方可去，有潛力的項目也得不到發展所需的資金。
中國的金融體系以銀行為主，資本市場融資占整個社會融資的比例還不到4%。日本、歐洲也以銀行為主，而美國、英國的金融體系以資本市場為主。
政府主導型的經濟體往往需要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配合。銀行帶來的是資源配置決策相對集，而資本市場的投資決策是高度分散，獨立進行的，不一定受政府支配。府主導型的經濟體，和以資本市場為主的金融體系不能完全相容。
資本市場為主的金融體系更能鼓勵創業創新，培植創業創新文化。原因在於資本市場以直接投資為特色，投資決策分散在各個投資人手中，有利於承擔風險，也有利於聚集各種可能的資訊，有助於改善資源配置效率。
銀行經營主要面臨著信用風險、市場風險與操作風險三大類。風險管理是銀行最關鍵的能力，也是銀行的核心競爭力。在金融危機時，風險管理水準的高低決定銀行的生死。
1920年代後期，美國房市和股市空前繁榮，讓大量國際資金流入美國，其中銀行資金流向的股市和房地產，導致股票價格和房地產價格飛漲，形成空前的泡沫。
1929年10/19，美國股市出現巨幅下跌，進入熊市。股市崩盤也刺破巨大的房市泡沫，導致大規模銀行虧損，進一步引發銀行的持續擠兌和大量倒閉，停止了銀行原有的供血功能，前所未有的經濟大恐慌就因此發生了，但前提是股市和房市泡沫。
大蕭條帶來美國金融體系的改革，包括商業銀行、投資銀行和保險業務的分離，建立全國性的存款保險制度等。當時美國重建的金融體系，特別是銀行體系一直持續到今日。
短存長貸是銀行經營的主要特徵。這就引發了流動性管理的需求，包括存款準備金、銀行資本率等底線要求，也包括銀行不能用存款金買太多房地產和企業股權，以控制期限錯配帶來的流動性風險。
即使一家經營良好的銀行，面臨擠兌時也存在不能及時償付的風險。因此需要中央銀行提供最後貸款人的緊急救助，由央行在關鍵時能提供流動性支援，避免擠兌危機。
保持一定的流動性和避免投資品的價格大幅波動，這是銀行進行貸款和投資的首要考慮。因此，銀行不能過多地給長期固定資源和基礎設施等提供中長期貸款，也不能過多地給房地產或股市貸款，以避免房價和股價的波動帶來重大災害。
銀行從傳統的櫃檯，到網路銀行，再進步到手機銀行，網路技術大大改變了銀行的服務。
雖然網路金融與第三方支付的出現，改變了金融服務的範圍和體驗，但金融的本質不變，仍然是基於信用的跨期價值交換，而網路金融更難保證信任，因此違約風險更高。
由於存款信險制度的建立，人們放在銀行的錢比以前安全多了。在限額之內，存在小銀行也不用擔心銀行倒閉風險，也有利於銀行的競爭。
存款保險制度也帶來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問題，儲戶不再關心銀行的經營，不再努力去識別銀行風險，同時也助長了一些銀行採取激進策略吸收存款，並進行高風險的貸款和投資，進一步增加金融風險。
美國經濟大蕭條期間建立了全國性存款保險制度，並在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成功處理了大量銀行機構的倒閉，避免銀行破產對民眾的心理影響，附低了大眾恐慌，減輕金融風險的蔓延和擴散。
開始於2007年的次貸危機，到2008年變為全球金融危機，引發許多美國金融機構倒閉，重塑全球金融格局。從中可以看到，沒有什麼老店是大到不能倒的。
2008年金融危機的起因很多，與全球經濟失衡有關。但主要的原因和1930年代經濟大恐慌原因一致，都是之前的房地產泡沫太大。這次房地產泡沫是911事件後，美國聯準會的QE政策埋下的，也與推行多年的住者有其屋政策密不可分。
實際上，1930年代開始的一系列金融創新，包括存款保險，次級房貸市場，房貸證券化等，都是為了修正當初銀行危機問題而推行的。但是這些創新帶來道德風險，鼓勵金融機構冒險，為2008年金融危機埋下導火線。
而2008年美國政府積極主動救市，也為為了避免30年代政府不作為帶來的擠兌危機，雖然危機沒有蔓延太久，但是帶來的道德風險，為下次危機埋下種子。
在多數國家中，銀行和金融機構都是受到嚴格監管的。政府之所以對銀行進行監管，主要有兩個原因：銀行的客戶多，影響層面廣；而銀行是否安全，也會威脅到整個社會和經濟。
由於銀行監管機關和銀行間，往往是進行貓捉老鼠的遊戲，監管有很大的局限性，加強監管也很難避免金融危機的發生。監管越嚴，所帶來的社會代價越影，也容易讓監管者過度擴張權力。
銀行有很強的外部性。和一般的工商業不同，金融機構的相互關聯度很高，一家銀行的倒閉也能對經濟運行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大型銀行更是如此，如果倒閉，甚至可能影響到全球經濟。
當前的大型烺行，已經從大到不能倒變成複雜而不能倒，如雷曼兄弟。
和存款保險一樣，大到不能倒也帶來巨大的道德風險，鼓勵銀行和金融消費者去冒險。2008年金融危機後，從巴塞爾協定到國際金融穩定委員會，都在努力解決大到不能倒的道德風險問題，加強監管，力求降低大型銀行的倒閉機率。
什麼是貨幣? 這裡談的錢是廣義貨幣(相對於狹義貨幣的現金。
M0：指現金
M1：M0加上活存。
M2：M1再加上更多期限與形式的存款。
貨幣乘數：以少量單位狹義貨幣劊造更多單位廣義貨幣的比值。
如銀行收到10萬元定，轉手借出去8萬。因此存款者有10萬的帳戶餘額，而貸款的企業拿到8萬的現金，市場共有18萬的錢，因此貨幣乘數為1.8。
各國央行的貨幣政策工具大致有五種：公開市場操作(美國常用)，存款準備金(中國常用)，中央銀行貸款(台灣常用)，利率政策(各國常用)，常備借貸便利。
如果央行要增加貨幣，一般會在債券市場投入現金，購買國債；如果要回收流動性，則是售出國債即可，比單純印鈔票更好控制貨幣量。
央行是負責貨幣政策的政府機構，也是銀行發生危機時的最後貸款人。當今世異上最有影響力的是美國聯準會和歐洲中央銀行。與此相比，中國人民銀行的獨立性不足。
基於通貨膨脹的單一目標制，是現今很多發道經濟體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模式。
雖然央行不吸收存款，也不發行貸款，但是它的每一項政策操作都會影響到日常經濟活動和金融生活。
走出金屬貨幣和金本位後，信用貨幣的普及不僅使貨幣發行權由政府壟斷，而且帶來了貨幣政策工具。中行銀類的貨幣政府是影響短期經濟成長的工具之一，央行透過改變利率或貨幣供應量，對經濟產出發揮作用。
短期看，寬鬆的貨幣政策促進總產出的成長；長期看，貨幣供應的增加無法影響產出和利率水準，此稱為「長期貨幣中立性」。貨幣供應量增加的唯一後果是，物價水準的同比例上升。
2008年金融危機後，各國都在推行寬鬆的貨幣政策。這些方法雖然確保了經濟的短期適度成長，但是後作用很大。
外匯市場是全球最大的金融市場，24小時不間斷進行交易。外匯交易規模是布列敦森林體系崩潰後，各國實行浮動匯率的產物。
發展中國家往往透過貨幣貶值來促進出口，進而推動經濟成長。如中國、台灣、韓國、日本等。
在中國經濟高速成長期，外資熱錢大量進入中國，人民幣升值壓力大，外匯管理部門忙著堵熱錢，同時鼓勵國內企業走出去。但在經濟進入低成長後，情況反過來，變成歡迎外資進來，限制資金出去。但是外匯管容易形成惡性循環。